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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孟加拉服装厂1600名工人绝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资和奖金。此前，柬埔寨服装产业也连续爆发罢工、抗议事件。这边秀场上，时装光鲜靓丽、引人注目;另一边，底层劳工的血泪与抗争鲜少人关注。几年间，中国在“全球第一服装制造工厂”的位置上坐立不安，东南亚第三世界国家的服装业订单大量流失，英美等国开始培养自己的制衣工人……在这一连串变化的背后，时装制造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国内制造成本上涨：“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广东东莞在今年4月爆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罢工潮，大约3万工人参与了罢工行动，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最大的鞋业加工厂—裕元。罢工前，这些工人为全球30多家著名鞋类品牌进行代工，名单里包括adidas、NIKE。鞋厂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次停工维权缘于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最后，为期12天的罢工导致裕元损失共计2700万美元，adidas直接减少了订单量。这一事件让公众认识到，中国工人们权益意识正在增强，服装企业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而对于成本异常敏感的制造行业早已察觉中国的加工优势正在消失。
2008年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当国人笑逐颜开地购买国外商品时，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服装加工业利润空间却在变小。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业的出口利润率将下降2%-6%。为保证利润，服装品牌必须用更多的美元换取相同价值的服装，成本增加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工人的数量优势也正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而逐渐消失。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老龄化却在提前到来。在2008到2013的五年间，工业领域就业机会新增了3000万，但中国15-39岁的劳动力人口却萎缩了将近3300万。劳动人口的缺失直接导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在近几年春节长假后集中爆发“用工荒”。根据专家预期，年轻劳动力人口总数将在2015年减少2000万，到2020年还将进一步减少2200万。
伴随“用工荒”的加剧，“加薪潮”也在服装制造业中兴起。用工人数的短缺和需求上涨，导致服装加工者的工作时间不得不延长。在每周工作6.3天的一线工人中，有47%以上不愿意加班。80后工人们对生活质量、休闲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装厂为了留住熟练工，必须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条件。有半数以上的纺织服装厂提薪幅度在10-20%之间，更有12.5%的企业选择上涨20%以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变得不再廉价。
成本的不断上涨，外资企业只有选择撤离。NIKE在2009年3月叫停其在太仓的在华唯一鞋类工厂，解散了1400多名工人。2012年7月，adidas“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关闭苏州工厂。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宝成关闭了在华的51条生产线，约占其大陆生产线的20%。纵观国内，凡客诚品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宁波申洲针织集团斥资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纺织工厂，“试水海外生产”逐渐成为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的新趋势。
而那些受到优惠税率和廉价用地政策吸引，将服装厂内迁的小老板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并非乐园。或许有部分工人愿意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内地配套产业链的不成熟，致使原辅料采购、印染加工等环节需要通过物流配送或转移加工。生产质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劳动力短缺，企业仍然会面临工人的涨薪要求(河南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110%)。综合起来，内迁带来的实际成本并没有明显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场噩梦。
于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自然成为中国之后，服装产业转移的下一个目的地。但情况真的如设想般美好吗?东南亚国家渐失投资信任：工厂事故和罢工、抗议事件频发，政策风险高
从2008年开始，消费者们逐渐发现在H&M、ZARA、NIKE、沃尔玛购买的衣服鞋子标签上，made in Vietnam、made in Bangladesh的字眼越来越多。在小小的标签背后是，整个东南亚分流了中国30%的加工订单，孟加拉正在成长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服装产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们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报告，2012年广州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和孟加拉达卡工厂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别只有111美元、82美元和78美元。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服装制造业在这里重新看到曙光，投资东南亚成为外商们热议的话题。
在过去5年间，越南的外商投资增长了两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资也分别增长85%和43%，达到8.92亿美元和11亿美元。外资的大举进入，服装加工产业的转移，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服装出口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生。
2012年11月，孟加拉塔兹雷恩制衣厂大火，导致121人葬身火海;次年4月，首都达卡市郊一栋8层楼建筑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恶劣的工作环境、横行的黑帮、腐败的政府官员、物价上涨……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是压死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贫穷的服装业工人无法维持日常生活，不满的情绪正在累积。
2013年9月份，为争取每月104美元的最低工资，孟加拉的服装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抗议活动进行了三天，400间工厂停工。同年底，愤怒的工人们纵火烧毁了一栋十层楼高的大型服装加工厂。而在今年8月初，1600位工人绝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3个月的工资及开斋节奖金约4130万塔卡。
柬埔寨的情况一样不容乐观。2013年，柬埔寨面料生产协会(GMAC)记录在案的罢工共130起，是过去十年来最频繁的一年。当年年底，30万柬埔寨服装工人举行罢工游行，GMAC号召成员工厂关闭，停止生产三天。最后造成约2亿美元损失以及7000万美元的投资延迟。
在越南，外商面临的问题更甚。社会环境和政体的不稳定;年初爆发的汇率危机;当地工人缺乏专业技能培训，生产率低下;本国原辅料生产仅能满足纺织行业30%的生产需求，绝大部分中高档面料严重依赖进口;今年5月，甚至还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暴力事件，这都让越南的经商环境蒙上一层阴影。
服装厂商逐渐发现，尽管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可隐形成本和政策风险更高。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种种考验，而这也动摇了不少外商投资东南亚地区的信心，但也无计可施。品牌敷衍应对：避开道德谴责，避签劳工协议，避免资金赔偿
东南亚诸国的工厂事故和罢工游行见诸报端，将西方的服装业巨头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经济损失以及法律诉讼，同时也要面对消费者带来的道德指责。这些服装业巨头们在此会作何反应呢?
去年4月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一栋制衣厂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造成1127人丧生。此事故将GAP、MANGO、贝纳通、家乐福、沃尔玛等数10个服装品牌及零售商牵涉其中。事故发生后，H&M、ZARA母公司与当地劳工联盟签署了一份《孟加拉国服装产业安全协议》，梅西百货、JC Penny、玛莎百货、MANGO、贝纳通等随后相继加入该协议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销孟加拉的服饰订单，以后永不在此制造……就连拒绝加入协议的GAP也宣布将自行制定安全计划。沃尔玛聘请了专业公司来检查供应商工厂的结构、火灾和电气安全，并宣称提供180万美元对工厂管理者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后的再次安全检查。
在危机处理专家和公关的联合发力下，品牌们“积极”响应，仿佛稳妥地避开了西方消费者们的道德指责，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正义仍未得到声张。
拉纳广场捐助者信托基金会在惨剧后对外公开募集善款，截止8月4日，原本预计筹得4000万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应该担负起责任的零售商们此时集体失声。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件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务工环境难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国得到真正的改善。虚伪的应对措施背后只要避签劳工协议，就能避免资金赔偿，这才是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