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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蚕茧大战
26岁那年，由于三中全会的政策落实，凌兰芳得以出狱，并被分配回了原来的工厂。工作岗位跟他9年前刚进厂时一样——送茧工。折腾了9年，人生又回到原点。
在别人异样的眼神中，凌兰芳重新扛起了偌大的茧包，干起了粗活累活。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过去的愚昧。他一方面在工厂辛勤工作，工作量几乎是工友们的两倍;一方面又利用业余时间，给一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补习数学，后来甚至还有补习班请他上课，每节课6毛钱。
就这样，周围人看待凌兰芳的目光渐渐改变了。随着后来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在新的产业形势下，工厂领导开始重新启用这个命运曲折的年轻人。
1980年代末，正值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当时丝绸外贸出口量出现暴涨，大幅拉动了生丝的出口价格。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蚕茧价格变化不大，缫丝厂收来蚕茧制成生丝每吨能赚七八万元之多，而放到现在赚七八千元都很难。当时赚得钵满盆满的缫丝厂，都给工人们发金戒指。
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缫丝厂开始在计划外疯狂地收购蚕茧。当时，国家规定鲜茧价每市担210～220元，而在计划外，茧价被抬到每市担300元以上，茧贩子甚至跑到蚕农家里抢购。这很快演变为跨地区、跨省市的抢购大战，各地政府为了防止这块利益被瓜分，纷纷采取“设卡堵截、打击茧贩”等行政手段干预。
这段被人们称为“蚕茧大战”的历史，很快将凌兰芳卷了进来。
1987年的一天上午，浙丝二厂的老厂长找到凌兰芳，对他说了三句话：“其他乡镇小企业都去外面抢，我们也要去。”“听他们说苏北有茧，你去找找看。”“今天下午就去。”
凌兰芳二话不说，拿了一个包和一把伞，到食堂换了全国粮票，当天下午就出发了。然而，各省市的严密封锁之下，收购蚕茧谈何容易。当时甚至有领导放下狠话：如果发现哪个农民将茧子卖到外地，就将他家的桑树全部砍光。
为了找到蚕茧货源，凌兰芳寻遍了江苏、山东、湖南和陕西等地，经常住在蚕农们的家里。好不容易拿到蚕茧，他还要想方设法躲过各个交通要道的盘查。“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他将蒲公英草药盖在蚕茧上面，让盘查的人以为他是药贩子，还用女性卫生巾箱子装着蚕茧蒙混过关。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骑着单车，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偏僻的小路躲开检查站。
在蚕茧大战中，凌兰芳可谓出生入死，例如冒着台风到余杭抢调蚕茧，差点被洪水淹死;抱病到金华去运蚕茧，结果拉肚子直至脱水危及生命。
一次，他和两名同事从山东沂蒙山区押了三车蚕茧回湖州，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位同事当下瞳孔放大、脾脏破裂，被另一位同事送往医院抢救。而为了赶工期，凌兰芳不得不强忍着悲痛的心情，一人押着三辆车上路。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他几乎都没合眼，然而灾难再次降临，经过扬州时一辆车突然起火了!千钧一发之际，三名司机慌忙下车找水灭火，而凌兰芳则立即跳到车后燃烧的货物上，不顾一切地扯下烧着的棉布包装。幸好蛋白纤维构成的蚕茧比棉布包装更耐火，凌兰芳及时地把蚕茧抢救了下来。
当浙丝二厂的工友们看到凌兰芳押着三辆大车回来时，他已是衣衫褴褛、满身是伤，甚至连鞋子都被烧掉了，只好赤着脚从车上跳下来。老厂长来迎接他，他一把抱住老厂长，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