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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一群来自四川、贵州、江西、湖南等地的外地小候鸟们正随着他们的父母在浙江绍兴市火车站候车大厅内，静静地等候返乡列车的到来。
“没有活儿，我们只好回老家了，不过他们几个要去山西大同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活。”河北籍民工张勋指着几个老乡无奈地说。在这趟前往北京站的公交车上，十几个背着行囊的民工准备前往新的目的地。
张勋说，他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今年以来工地上的活儿不好找，他们已经辗转北京、天津等几个城市。他们大部分准备回家，“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吧，总比在外面每天只出不进强”。
温家宝总理最近表示，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数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
记者日前走访浙江、江苏等地的企业及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时发现，受传统出口产业不振、房地产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以前在春节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此时在多地提前出现。
上一次“返乡潮”发生在2008年10月，当时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国内经济，众多民工提前返乡，其情景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部分民工提前返乡发生在“调结构”的背景下，应被理性看待，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结构性失业等负面影响或在所难免。专家建议，实施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财政政策为着力点，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和稳定就业，同时设立公开透明的引导平台，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合理。
订单锐减 稳就业主力军日子难熬
“今年的服装订单比金融危机时还要差，经营比金融危机时还要吃力。”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浙江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欢天说，“从公司今年的订单数量看，比去年减少了30%多;从单笔订单额看，一笔订单额比去年减少了70%，比如原来一笔订单约10万元，现在也就两三万元。”
记者在浙江多家企业调研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贸企业今年经营比金融危机时还要吃力。他们坦言，欧洲是他们这些外贸企业最大的出口市场，欧债危机直接导致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爆发于美国，其对欧洲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企业订单相对稳定，因此没有感觉像现在这么困难。
而“蔡欢天们”最为担心的是，目前欧债危机仍在愈演愈烈，未来企业的日子肯定也不会太好过，“不知道熬不熬得下去啊”。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对欧盟出口1630.6亿美元，同比下降0.8%;对德国出口连续4个月下降，对法国出口连续3个月下降，对意大利出口连续10个月下降。欧美日传统市场在中国出口所占比重为42.1%，同比降低1.1个百分点。
蔡欢天说：“更严重的是，一些欧洲客户已将部分衣服的生产撤回本国或转移到罗马尼亚等周边国家。就连设计、生产高端服装品牌的意大利也恢复了低端代工生产。这是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走访浙江、江苏、河南多地的中小企业发现，除了订单量锐减，订单的净利润大幅下滑也让各企业苦不堪言，不少原来准备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纷纷在今年缩减用工规模。
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影响，企业利润出现较大程度下滑。浙江省瑞安市华达工艺品厂总经理王建枢感叹，在去年订单较多的情况下，由于产品提价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原因，企业利润已经很薄。如今的订单比去年锐减三分之一还不止，利润必然进一步压缩。他说，现在欧洲客户对超过3元一件的圣诞用品几乎都不下订单了，90%的订单集中在1-2元/件的圣诞用品上，而2元一件的圣诞用品，除去各种成本，只能赚几分钱。“按最高2元一件来算，一笔订单1万件也就2万元。这跟去年一笔订单10万元相比，相差太大了。”
“从温州服装行业来看，部分低端生产除了撤回欧洲外，还有一些转移到了柬埔寨等国家，包括一些中国服装厂也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蔡欢天不无忧虑地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业园区还有十多家服装企业，现在已经萎缩到两三家。原因就在于，订单的减少和企业的转移导致依靠大型企业生存的服装代工企业纷纷停工、倒闭。”“应该说，订单的萎缩，影响的不仅是代工企业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已开始提前返乡。”
多策并举 化解调结构阵痛压力
安徽省合肥市十多名人大代表不久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现状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发现80%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会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此外，“较之父辈，他们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什么概念”，但“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生涯有更高追求，求发展、学技术、多挣钱是他们的主要选择。90.73%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57%的被调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
然而，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直言对自己务工的城市缺乏归属感。难以融入城市缘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保障的缺失，更缘于情感、精神上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满足。
等待还是返乡 民工左右为难
韩勇军是河南省千千万万外出务工者中普通的一员，他称自己今年农历春节后就没有再出去了。“之前打工的厂子倒闭了，外面工作不好找，很多老乡都回来了，都说今年在外面赚不到钱，所以我就干脆回家务农了，养殖种地，至少能糊口吧。”
多位专家表示，当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招工难现象，而部分地区又出现民工“提前返乡”，也就说明当前属于结构性失业，其实也是我国主动放缓经济增速目标、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所必经的“阵痛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应理性看待民工提前返乡。首先，此次远不如金融危机时期那么严重。其次，这种返乡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因为随着未来产业分布、劳动力分布日益均衡和合理，东中西部都将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并能够承受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当然，如果返乡情况加剧，东部的用工问题就会更突出，中西部的就业压力也会更大。”相关部门应早做准备，关键要以财政政策为着力点，同时设立公开透明的引导平台，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合理。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分析称，此次民工提前返乡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需求有升有降。“升”指的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上升，“降”指的是对低端、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此，对长期从事于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工来说，能否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寻找到合适的出路是关系就业稳定的一大因素。
对于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地的返乡工人来说，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返乡情况向严重的方向发展，政府马上会有一系列措施跟上。比如金融危机时期用的那些围绕“减”“免”“缓”的政策都会及时跟上。此外，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趋势也在上升。 据中国证券报
安徽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八成不会干农活
附件
记者走访时发现，部分民工选择返乡以后等待经济好转再出来务工。同时，也有不少民工干脆“一去不回”，安心在家务农。
瑞安市华佳工艺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建林说，代工企业靠大型企业的订单生存，“今年的订单量连大型企业自己都吃不饱，代工企业哪还有生存空间?”他反问道。
“代工企业无法生存，代工工人就只能返乡。”王建林说，一般代工厂有几十名工人，这些工人基本上来自外地。“今年整个圣诞行业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大约有一半的代工厂关闭了。”
对于工人提前返乡，是否意味着招工难不再是问题，王建林解释说，“以目前的订单量以及对未来订单的预期来看，维持目前的工人数完成今年的生产没有问题。如果有较大、较急的订单，我们也不会再招工，现在瑞安市的整个圣诞用品行业基本上是用计件的家庭作坊模式解决用工难题。”
“现在返乡的基本上是做服装生产低端部分的人员，然而，随着订单的减少，服装企业已经将服装生产升级到中高端，缺少的是懂服装设计、网络营销等具备一定技术的工人。”蔡欢天称，招工难题在于招工的结构性矛盾上。
在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省调研时发现，从浙江、广东、山东等沿海省份返乡的民工，此前大部分从事建筑行业、制造业等。去年下半年至今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房地产开工量不足等，是“提前返乡”的直接原因。
河南省濮阳市柳屯镇镇长陈兆宝表示，今年上半年，该镇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占外出务工人员总量的40%以上。“今年劳动力提前返乡的情况比往年要明显得多，而且周边乡镇的务工人员返乡情况也同样很明显。”他介绍，当前柳屯镇人口有10万，其中农业人口6.5万，耕地6.9万亩;外出务工人员2.15万。
陈兆宝也道出自己的担心，返乡的民工以前多在沿海地区的建筑工地或流水线上工作，回乡以后很难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目前只能在家务农。对于民工返乡后如何安置，他称，目前地方政府除了与当地的民营企业加强沟通以外，也鼓励农民返乡后自主创业，比如建立蔬菜种植基地等。
福建省调查：
建议给本省农民工发“房屋券”
《福建省农民工状况调查》近日发布。报告建议：可以考虑对本省农民工推行“房屋券”或“持递进城”的方式。即对愿意将户口迁入工作城镇、成为城镇居
民的福建籍农民工，可将其承包地、宅基地(包括房屋)评估后转让给政府，政府不直接支付现金，而是让出让承包地、宅基地的农民工建立城市住房保障金账户，出让价款经统筹考虑后以“月租”形式转入该账户。政府将上述途径所获得的资金用于修建农民工公寓、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现有城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均应向持有城市住房保障金账户的农民工全面开放，优先安排解决这些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